四、法的共性与个性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7. 参见蔚闵、邵骅：《司法体制改革的构想和建议》，载《现代法学》1988年第1期。而有些小命题论文，虽然引证次数不算多，但在整个司法研究中的地位不可或缺。

进入专题： 中国司法研究 。杨登峰：《民事、行政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左卫民则从死刑控制的角度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源和职能的重新配置。能够保障和激励法官工作的，还有休闲时间和培训机制。陈瑞华则将法官责任归纳为三种模式：结果责任、程序责任和职业伦理责任模式。

142. 参见贺卫方：《法官等级与司法公正》，载《法学》1999年第4期。有关法官惩戒、法官责任的研究也开始出现。而村长与秋菊的男人的矛盾实际上起源于村长对先富起来的秋菊男人的潜在嫉妒。

这必然导致其理论从激烈批判迅速转向妥协，以至于法盲法理学在不知不觉走向与当时和谐社会这样的主流政治话语相互契合的和谐法治。可以说，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秋菊。 （1）转向说法：法治大众主义对法治精英主义的批判 如果说苏力和冯象对秋菊打官司的解读重点强调秋菊的困惑，从而展现秋菊作为一个法盲在异质的法治面前的被动角色，那么凌斌的解读重点转向秋菊要讨的说法，从而重塑秋菊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动及其在对异质法治的反抗中来塑造属于自己的法治。 因此，徐斌虽然比赵晓力更深入地进入到秋菊的古典礼治中，然而他和苏力一样采取费孝通的功能主义理论来理解古典礼治秩序，而这种理论路径重点在于强调这个可见的物质/行为的世界，最多把不可见的精神/心灵世界化约为前者的某种功能（结构功能或文化功能）。

这些理论我们可以通称为转型的法律多元主义理论，即西方主导下后发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必然形成西方移植的国家法与本土习惯法之间的法律多元。在他看来，正是革命型超前立法为适应型超前立法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数亿优质的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他们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完全能够胜任正在兴起的制造业的劳动。

 可以说，正是借助国际秩序这个更大政治场域及中国的崛起，章永乐成功地超越了革命与改革、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政法传统与法政逻辑、适应型超前立法与革命型超前立法之间的张力，超越了秋菊的困惑所带来的批判法律理论上的种种二元对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法理学应当走出帝国边陲地带的思考，走出移植法与本土法对立的转型法律多元主义理论，立足中华法系礼法互动的古典传统，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党规与国法互动的经验，探索新的法治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国的法学理论正是在这种世界帝国的边陲地带迅速成长起来。从此，法学作为一门知识与法治作为一种权力运作的国家治理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强劲崛起。

为此，凌斌试图进一步挖掘秋菊打官司中的政法传统的演变对秋菊的影响。因此，传统礼治秩序的恢复依靠的不是村长赔钱这样的外在行为，或者道歉这样的外在言语，而是村长良心的重新发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仁爱之心的恢复，而赔钱的行为、道歉的言语最终是展现不可见的心灵世界的可见载体而已。他面临的矛盾源于党的路线方针自身的内在张力。因此，秋菊打官司的重点是打官司，这个官司不能理解为法治化的行政诉讼，而是在公家权威体系中给予她有效的回应和救济。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推动传统政法体系的蜕变，新的法治体系开始兴起。土地并非私有，集中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较低，这就大大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促进投资的迅速扩大。

同时，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村仍拥有土地，生活有保底，能够承受进城失败的风险。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崛起步入快车道，文化保守主义伴随着从民间后来到官方的国学热而开始复兴。

具体而言，消除后发国家对美国展开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政治批判，使后发国家将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客观理性、中立化的社会发展过程或客观历史过程。 说到底，秋菊想要的说法并不是村长在可见的物质/行为世界中给秋菊赔偿多少钱，村长赔的200块钱不过是赔礼。若从更大政治场域看，当代法治兴起受到中国在发展道路和地缘政治上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转向美英海洋世界，开始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法治要素。而权威更多地凝聚在人身上，更多具有人治色彩，至于秋菊面对每一个公家人都力所能及地给秋菊具体的、充满私人情感的帮助。 其实，只要对社会主义中国有点生活感觉的人都能理解秋菊所要说法究竟是什么，都意识到秋菊所要的并非为权利而斗争式的司法诉讼，而是村长对做错事的一声道歉。就学术场域而言，我们必须关注中国学术界过去四十年来的思想演变。

然而，凌斌所诉诸的大众司法与政法传统中的大众司法有着根本的区别。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道路，必然要建构一套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世界秩序。

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全面铺开，社会科学由此兴起，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取代传统人文学科成为显学，为国家治理的转型提供知识、智力的支持。在章永乐的论述中，无论是遥远的儒家传统，还是现代革命传统，都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出现的。

由此，在他眼中的秋菊打官司不是展现礼俗传统、革命传统与超前立法之间的对立，而是三者融为一体： 秋菊属于乡土中国，但那是一个经过革命与改革塑造的乡土中国。法治大众主义要依赖党的政法传统中的群众路线，而精英主义法治也是党所推动的法治建设。

而这个问题必须与五四之后关于娜拉走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来思考。然而，在对秋菊打官司的解读中，甚至连批判法律理论的主将们都不再追问政党去哪儿了，可见在法学理论中的政党缺席已经变得习以为常、天经地义。在这一点上，他更接近于冯象的左翼立场。借用福柯的权力理论来说，权力从来不是单向的支配，而是一种支配与反抗的辩证关系，权力恰恰是在对权力的反抗中才真正发挥出权力的效果。

批判法律理论走向妥协和综合，一方面由于中国体制改革带来了政治场域变化，在强调法治的体制改革逻辑中，政党的定位一度变得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移植而来的西方法逐渐融入中国社会生活，这种超前立法推动了中国崛起。然而，这两类精英的区别何在？凌斌认为前者关注他提出的立法之学和军事之学，乃至成为霍姆斯所期待的社会科学家或者克罗曼所替代的法律人—政治家，而后者似乎仅仅关注法律技术的职业法律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体现法家精神气质的商鞅变法乃至王安石变法显然不能理解为适应型的超前立法，相反，是在追求富国强兵的政治自主性意义上展开的一场革命，唯有这种基于捍卫政治主体性所展开的破旧立新的彻底革命，才能称之为变法。虽然大多数中国观众都明白这才是秋菊所要的说法，而问题在于为什么现代法治无法给出秋菊想要的说法呢？这恰恰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赔礼道歉这个概念。

由此，他认为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中，政法传统与乡村社会的连接点不是村长，而是李公安。 美国对中国迈向现代化这种不遗余力的帮助，既有努力建构新世界的道德冲动，又有为建构世界帝国寻找地缘同盟的政治计算。

然而，群众路线之所以区别于民粹主义就在于它是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精英团体深入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领导群众的产物。 三、体制改革与政治场域变化：政党去哪儿了？ 凌斌的批判法律理论之所以从批判走向和谐法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批判的变法型法治或移植型法治本身乃是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哲学与历史的互动中，文化保守主义无疑会逐渐获得为中国人奠定核心价值的主导权，这就意味着中国经历五四运动的现代性改造之后，以现代的面貌回归到中国文明传统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成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2）讨个说法：权利主义法治论的陷阱 凌斌试图回答苏力提出的中国法治建设问题，然而他提供的法盲法理学这个答案远远比苏力更为激进。

可以说，美国深度介入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很大程度上获益于美国提供的知识助推。而凌斌所赞赏的秋菊讨一个说法，完全是在专业化、程序化、精英化的司法逻辑框架内运作的，她从来没有反抗法治，而是在其几上几下的努力中不断地接近于精英法治的逻辑，最终实现了精英主义法治的治理目标。

许多重要的法律，尤其是与市场经济和法治政府相关的法律基本上是在美国提供的法律蓝本和知识体系的支持下迅速确立并逐步成熟起来的。她唯一的反抗就是表现为最后的困惑。

 无论凌斌还是徐斌都意识到秋菊打官司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所试图建构的现代公理/法治秩序中、礼法秩序传统中的诉求和政法传统的回应手段都已经失效了。在这种叙述中只有中国崛起的历史选择，而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作为历史发展方向所提供的正当性基础。